作家阎连科和梁鸿解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农民工写作”——

“好好地生活比空怀梦想更有人生意义”

阎连科：我们有两个亿的农民工，出了个旭日阳刚和几个作家、诗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排除他们出现的偶然性和“正统文化”对他们“多看一眼”的同情心。什么时候农民工的孩子们能够享受到和其他城市人一模一样的教育，那我们才可以说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梁鸿：农民工作家有切骨的体验，因为他们本身就有最细微的和最具体的生存感受，但把这种经验如何转化为富有更深广含义的文字则是他们要面临的考验。

阎连科和有些名家不太一样。他真实，不会让你产生距离感；他温和，不喜欢慷慨激昂，但他的文字有力、深刻。

梁鸿的作品《中国在梁庄》曾轰动一时，不仅获阎连科推荐，而且获2010“人民文学奖”，被评价为“还原了一个乡村变迁史”。

两位作家对人生的思考，对农村题材和乡村变迁的关注与钟爱，让我们想到，他们很适合来回答农民工创作的问题。

“大家对农民工作家的关注，除了文学本身以外，有一种现实的情怀包含其中”

记者：您认为农民工作家以及作品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原因是什么？

阎连科：这一方面是文学开始注重现实，无论是专业作家还是业余作家，大都把文学的根扎在现实生活之中。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是中国现实中最为突出的现实。大家对农民工作家的关注，除了文学本身以外，有一种现实的情怀包含其中，甚至说这种关注在情感中有着道德的立场。

梁鸿：我特别不赞成“农民工”这个词，更不赞成“农民工作家”这一说法，作家就是作家，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什么身份。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家普遍认为“农民工文化层次很低”的预设中，“农民工写作”似乎就成为一个现象或问题。但他们获得关注本身正说明，我们的社会在基本结构上出现了重大问题，最起码，在“农民”“乡土”“乡村”“传统”这一层面上的确出了问题。我们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

“我总是劝年轻人先解决好生存问题，再说写作问题”

记者：周述恒和王子群都说，他们写作的动因是这个群体想倾诉和表达一些东西，不吐不快。以您的创作经验来看，创作欲望、生活体验、知识修养以及文字技巧有无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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