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提出要加快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努力促进以民营经济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实现“追赶型、跨越式”发展战略。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全国的典范，他们的发展经验，可以为四川省提供借鉴。本文拟通过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历程、现状的分析研究，探寻其快速发展的原因。
一、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基本上是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民营经济濒临灭亡，浙江也不例外，因而，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是从改革开放开始的。这之后，浙江的民营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至上世纪90年代初，民营经济发展以“集体”经济为主。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个体经济开始出现，随着改革的推进，上世纪80年代，私营经济开始出现，但一直到90年代初，国家对私营企业还持观望态度，实行“三不”原则，不提倡、不宣传、不抵制。个体私营经济实现了“0”的突破，但一直发展缓慢。到1990年，个体私营经济占gdp的比重仅为15.7%。而与此同时，不少私营企业主出于对自己合法生存地位的疑虑，或者为了少惹麻烦，迫不得已戴上了集体所有制的“红帽子”。因此，集体经济虽在形式上属于公有制经济，但在这一阶段却成为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
这一阶段，浙江以城镇和乡村集体工业为主的集体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978年，全省集体工业增加值仅17亿元，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6.2%，到1990年，集体工业增加值已达223亿元，比重达到61.3%，12年时间集体工业所占比重上升了25.1个百分点。在1990年的国民经济中（gdp），集体经济比重高达53.1%。
第二阶段：1992年至1997年，民营经济发展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集体”经济开始萎缩。
这一阶段，国家开始承认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将个体私营经济为代表的非公有制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更增强了浙江发展民营经济的信心，极大地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1991年到1997年，浙江经工商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分别由100.3万户和1.1万家增至153.2万户和9.2万家，从业人员由155.8和16.9万人增至256.4和135.5万人，注册资金由40和7.3亿元增至219.9和470.6亿元。在工业领域，个体私营经济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个体私营工业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5.5%升至1997年的40.6%。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全省个体私营经济增加值由1990年的141亿元增至1997年的1564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由15.7%上升到33.7%。
与此同时，由于改制、“红帽子”被取等原因影响，集体经济开始萎缩，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的53.1%下降到1997年的36.7%。
第三阶段：1997年至今，个体、私营、外资，以及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全面发展。
一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浙江个体私营有了较好的积累，为整个民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党的“十五大”、“十六大”的召开，以及其后的宪法修正案，进一步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政治合法性，及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浙江民营经济在一个更加宽松的政治、政策和社会舆论环境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开始了新一轮的蓬勃发展。这一阶段，浙江个体、私营、外资，以及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开始全面发展。到2002年，浙江个体私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47.1%，比1997年上升了13.4个百分点。同时，这一阶段民营经济的产权形式更多的表现为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形式。以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为例，1998年私营独资企业为952家，私营有限责任公司为937家，分别占私营企业单位总数的42.3%和41.6%。到2002年，私营有限责任公司达7467家，占私营企业单位总数的72.5%，比1998年上升了30.9个百分点，私营独资企业2252家，所占比重下降为21.9%。
二、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目前，浙江民营经济，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相当大，领先于全国其它经济发达省市。2002年，浙江个体私营经济创造增加值3667.6亿元，比江苏、山东、上海分别多658亿元、598亿元、3181亿元；其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1%，分别比江苏、山东、上海高出18.8、18和38.1个百分点。与广东比，广东2002年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缺乏广东个体私营经济的增加值数据）虽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4.3%，只比浙江低0.5个百分点，但广东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比重远高于浙江，因此，广东的个体私营经济比重也比浙江低得多。当前，浙江的民营经济表现出以下特点：
1.个体私营单位发展快，数量多。浙江省工商局统计显示，2003年浙江新登记私营企业71434家，新设立个体工商户311550户，平均每天有234家私营企业完成注册，每天有1026户完成设立。截止2003年底，浙江的个体私营企业共达189万家（户），私营企业总户数首次超过广东，跃居全国第二，列江苏后。
2.个体私营经济实力强。自2000年来，浙江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注册资本总量每年以500亿元的幅度递增，到2003年底已达2515.43亿元。全省百强民营企业中，有68家的年销售额或营业收入超过10亿元，排在榜首的万向集团年销售额达到了118亿元，排在最末的恒柏集团也达到了7.19亿元。国家工商联公布的数据表明，2002年，全国民营企业综合实力500强中，浙江占170家，总量居全国第一。
3.以个体私营为主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实力的增强。主要表现：一是民营经济推动了浙江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二是民营经济成为浙江增加就业的重要渠道；三是民营经济成为浙江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四是民营经济成为浙江外贸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五是民营经济投资成为浙江投资需求较快增长的重要因素；六是民营经济发展是浙江城乡居民收入增加的重要方面。
三、浙江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因探讨
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位置，究其原因，一是浙江民营经济有进入市场创业的动力和环境，二是浙江民营经济经营采取了适当的技术手段。
（一）浙江民营经济进入市场创业的动力和环境
1.穷则思变。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浙江是海防前线，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中，承担着巩固海防的战略重任。从战备考虑，国有企业不宜摆在海防前线，因而国家在浙江的投资相对于内地省份要少，因此浙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据统计，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产值占77.63%，集体工业产值占22.37%；而浙江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产值只占61.34%，集体工业产值为38.66%，集体工业的比重比全国高16.29个百分点。在浙南一些地方，例如温州，有的县简直就是“国有工业空白县”，唯一的国营企业就是县城中的国有商店和国有银行。另一方面，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耕地资源稀缺，人均耕地仅0.62亩，不到全国平均数的一半。在此情况下，当时浙江一些地方的人民生活相当困难。迫于生存的压力，只要政策一有松动，就会有大量的浙江人另找生活出路，或者外出经商，或者创业办厂（有的只是一些小作坊）。这种计划体制的忽视和资源上的劣势反而成了浙江人民迈向市场化的动力，成为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
2.文化背景。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单是那种随处可见的商业上的精明，而且是一种精神气质”。而浙江民营经济之所以能快速发展，与其有相适应的文化背景分不开。即浙江特有的文化（主要是以沿海一带，如温州、台州、宁波等地的文化为代表）集中体现在浙江人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勇于创新、工商并重上。具有传统文化和海洋文化两方面的特征。前两者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特点，而后两者则体现了海洋文化的特点。
（1）吃苦耐劳。面对自然资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的生存压力，浙江人不等不靠，或者外出经商、或者创业办厂。如上世纪80年代初，在全国各地都可看到浙江人背井离乡，肩挑背扛着各种商品走乡串户。其创业史充分体现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
（2）坚韧不拔。浙江人在艰苦环境中，磨炼出了承受自然条件和市场竞争摔打的坚韧不拔精神。对此，温州人形象地自比为“野草”，“善于从石缝中长出来”。例如，1994年17号台风横扫温州，大风、大雨、大潮造成百年未遇的严重灾害，而温州人主要靠自己的力量，重建家园，迅速恢复生产，不久又是一派繁荣。
（3）勇于创新。浙江人敢冒风险，敢为人先，敢于冲破各种陈规陋习和僵化思想的束缚，具有一种钱江大潮汹涌澎湃的气概，具有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具有“争喝头口水”的超前意识。早在50年代末，浙江永嘉人民就尝试过包产到户。全国第一批发放的个体工商执照，第一批闻名全国的农村专业市场，第一座农民城，第一批股份合作制企业等等，这一个个“第一”都诞生在浙江。这充分体现出海洋文化的特点。
（4）工商并重。浙江人自古对“百工之技”极为推崇，能“握微资以自营殖”，认为“利义并存”、“工商皆本”，将工商业推向较高的地位，形成了工商业传统，与传统的儒家文化有所差别。这种工商业传统，充分体现了“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与“三个有利于”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在“左”的思潮盛行时期，浙江许多地方仍想方设法发展家庭副业，不怕压，不气馁，“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又长。
3.政府“宽容”。浙江民营经济之所以能敢为天下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地政府的“宽容”。改革开放之初，浙江一些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的发展情况，采取默许，甚至“合谋”的方式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比如，上世纪80年代的温州，其财政收入的85%来自于民营企业，但当时的浙江省委三次调整了温州的领导班子，每一次新上任的“一把手”都曾想按上级意图发展国有或集体经济，但他们很快就明白，在温州，真正有活力是民营经济，于是明里暗里地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当地政府的这种“宽容”，实际上就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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