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决策层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政策不断修改与完善，以及对粮食种植结构等方面不断优化，也使得我国粮食产量长期保持稳定，进一步夯实了我国粮食安全之根本。

本报首席记者 梁文艳报道

俗话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温饱，而对于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中国来说，粮食稳定供应是国家和谐稳定的基石。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

2017年，中国农村工作会议也提出，要夯实农业生产能力基础，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粮食安全始终是关系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姜文来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粮食安全是人类健康生存最基本的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是让人民能够有安全保障地吃饱吃好。

粮食安全问题首次提出

粮食不仅是人类的生存之本，更是一个国家的稳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战争、气候变化等因素，一些主要粮食生产和出口国的粮食产量下降，从而导致了国际市场由供过于求变为供不应求的局面。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一度遭遇短缺，其危机也逐步浮出水面。关注粮食安全已成为各国政要的共识。

时间追溯到1974年，在这一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fao）在世界粮食大会上首次提出了粮食安全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

事实上，粮食安全自被fao提出后，其概念与含义也历经了多次反复修改与完善。姜文来表示，最新的粮食安全概念同时强调了与产出和贸易相关的供给、与购买能力相关的分配以及营养结构和稳定性等因素，并得到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与很多政府、研究机构的认可。

对于粮食安全，我国于1992年提出粮食安全的概念，其含义是，能够有效地解决全体居民以数量充足、结构合理、质量达标的包括粮食在内的各种食物。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朱满德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说，1994年，莱斯特·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的问题，引发了世界范围广泛而激烈的讨论。两年后，我国政府发布《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明确提出“立足国内资源，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是中国解决粮食供需问题的基本方针。中国将努力促进国内粮食增产，在正常情况下，粮食自给率不低于95%，净进口量不超过国内消费量的5%。”在过去相当长时期，中国一直奉行这一粮食安全目标。

“从本质上来说，粮食安全就是要求保障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粮食用以生存和生活。”姜文来告诉记者，粮食安全的基本内涵包括三方面，首先，粮食供给层级，要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即有效供给；其次，市场消费层级，要有充分获得粮食的能力，即个人购买足够粮食的能力；最后，体制机制层级，要有保障粮食供给的途径和机制，因此，粮食安全涉及粮食生产、流通、储备和进口调节等多个方面。

从增产增收到保障安全演变

自1978年改革的大门开启后，我国粮食政策也发生了调整，1979年，我国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与双轨制形成。这也意味着，我国工业发展不再从农业中抽取剩余，农业中的利益结构调整也由此开始。

此时，粮食生产迅速发展，也逐步改变了以往粮食短缺的状况。朱满德表示，粮食流通体制也发生了重要变化。1990年，为解决粮食连续丰收后农民“卖粮难”问题，国务院决定建立“收购余粮、稳定生产、丰歉调剂、稳定市场”的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并于1990年底成立了国家粮食储备局，具体负责粮食行业管理和中央储备粮的管理工作，主要委托地方粮食部门代管收购粮食。

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区副区长（挂职）张宗毅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粮食安全方面的政策，也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演变。改革开放后的农业政策，一直围绕着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这两个目标展开的，虽然这两个目标并不完全具备一致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1978年到1985年，中央政府启动的市场机制在此时间段酝酿。1983年1月，《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就提出了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对农民完成统购派购任务后的产品和非统购派购产品，应当允许多渠道经营。

姜文来告诉记者，之后，国家又规定以粮食为原料的工商企业，除国家计划供给之外，可以自行采购。这是我国粮食市场机制的酝酿时期，也是粮食管制放松的开始。

随后的1998年下半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措施即统一收购渠道，按保护价敞开收购，顺价销售，加强粮食企业的自身改革。

“其实，就是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粮食经济属性也有了初步体现，此后的几年时间，粮食喜获丰收。”姜文来表示，不过，在这个时期，按保护价敞开收购遇到了阻力，保护价格也没有真正起到保护农民的作用。针对这种情况，200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部分粮食品种退出保护价收购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继续在一定的程度上放开了粮食的收购市场。但由于短期内的政策开放力度较大，粮食产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

相关数据显示，2003年的粮食产量较1998年下降15.93%，其中小麦产量8648.8万吨，产量连续四年下降，为1989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稻谷产量为16065.56万吨，产量连续六年下降，为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00年全国粮食需求缺口为1782.5万吨，到2003年已经扩大到5555万吨。

张宗毅告诉记者，从2004年开始，党中央连续发布了15个以上农业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出台了免除农业税、给农民“三项”补贴及农机购置补贴，出台了三大粮食作物托市收购等诸多促进“三农”发展的政策，对粮食增产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特别是三大粮食作物的托市收购政策作用最大。

在中央政策推动下，我国粮食生产自此再次进入上升通道。姜文来给记者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粮食产量从2003年的4.3亿吨增加到2015年的6.21亿吨，实现“十二连增”（2016年产量为6.16亿吨），粮食产量连续四年（2013-2016）稳定在6亿吨以上。

新时期粮食安全的新战略

曾几何时，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人们凭着一张小小的粮票吃饭且限量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若粮食不足，国家在经济发展等各方面就会受制于人。因此，继续出台并保障粮食安全的新战略也发轫于2013年。

在这一年，一次全新的且高规格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全体出席，习近平总书记也首次对新时期粮食安全战略作了系统性的阐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13多亿张嘴要吃饭，不吃饭就不能生存，悠悠万事，吃饭为大，要牢记历史，在吃饭问题上不能得健忘症，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

“从历史来看，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通常利用国际资源作为国内生产的必要补充，但这种补充只限于发挥丰富品种、丰歉调剂和区域平衡的作用。”朱满德说，如今，我国适度进口国外农产品、合理利用国外农业资源，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农业资源短缺的压力，对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与主要农产品供给具有重要意义。

朱满德认为，新型粮食安全战略，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和中国国情的重大决策，是把握国内外环境和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是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

事实上，自2013年，我国农业生产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业内权威人士曾表示，自2013年首次突破1.2万亿斤大关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已连续5年站稳这个台阶，预计2018年也会继续保持增长水平。我们用不到世界1/10的耕地生产了世界1/4的粮食，养活了世界近1/5的人口，这是对世界粮食安全的重大贡献。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我国粮食安全的指导思想逐步发生变革，在我国粮食产量逐步提高、进口渠道不断稳定的情况下，将粮食综合自给率控制在90%-95%是可行的，这个数值是保证我国粮食市场供需基本均衡的自给率，能够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姜文来表示，在总量安全、结构稳定、质量保证、生态友好的基础上，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我国粮食安全水平，把握历史新机遇，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改革切入点，能更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决策层对于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政策不断修改与完善，以及对粮食种植结构等方面不断优化，也使得我国粮食产量长期保持稳定，进一步夯实了我国粮食安全之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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