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据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发布的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使用情况研究报告，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比上年增加500万公顷，其中中国种植面积位居世界第六。

对于种子企业，这一连串的数字可被解读为巨大的商机；可是实际情况却是，截至目前，我国有关转基因品种审定的管理办法还没有出台，企业的研发和商业化工作因此步履维艰。在"积极稳妥推进转基因科研与应用"的口号之下，相关政策亟待明确。

我国种子市场估值为600多亿，是世界第二大种子需求国。截至去年，全国种子企业数量已由此前的8700多家减少到6296家，其中，注册资本3000万以下的企业由原来的8200多家减少到5700多家。大企业增加，小企业减少，意味着企业结构的优化。但说到中国的种业，多数人的第一反应仍然是"小、散、乱".在政策层面，有关转基因品种审定管理办法仍未出台，不仅对科研机构，对企业，也是严峻考验。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黄大昉：根据中国现在的法律和有关规定，先要进行安全性评价，安全性评价通过以后还要进行品种审定，品种审定以后它就具备了大规模种植条件。现在的问题是这两个部分由不同的部门管理，这两个部门的协调，还有很多问题。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转基因品种审定的办法出台，抗虫棉是个例外，这么多年了，这中间有一些办法比较明确，所以抗虫棉推进也比较容易。一涉及到粮食作物，这个问题就显得比较突出。

国内种子企业经历转型阵痛，笑傲全球市场的种业巨头，在中国同样面临着经营的困境。由于中国外商投资指导目录中明确禁止外资企业从事转基因研发和商业行为，巨头们在中国赚足了板砖、却没赚到票房。

以全球最大种子公司孟山都为例，进入中国市场18年，中国市场的销售额不到其全球销售额的0.5%.针对我国转基因技术发展的环境，孟山都们有着自己的困惑：这政策到底是在扶持，还是在反对？

针对我国转基因技术发展的政策，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有这样的表述：

陈锡文：第一，分子级的育种是全球生命科学的前沿技术，作为一个先进技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在这方面不能落后，所以在科学研究上，我们必须努力的赶上世界的前沿。第二，转基因育种能否上市销售，提供给消费者，这必须经过极其严格的审核，只有确保它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的时候，才可以批准它上市。

科研上积极，应用上谨慎，两句话概括了去年底以来农业主管部门在各种场合就此问题做出的频频表态。与此同时，在科学界，"加快产业化进度"的呼声几次出现，甚至有人质疑"难道一掷万金做转基因科研，只是为了将成果束之高阁吗？"能否将对转基因产业化的态度理解为政府与科学界的区别？黄大昉的答案是否定的。

黄大昉：我觉得不能简单的说，这是科学界的声音，那个是政府的声音。转基因的研究和产业化紧密相连、密不可分，不能把它给分裂来看，因为研究的目的是要用，如果不用，再怎么加强研究，也是没法加强的。我相信很多政府官员跟我是同样的看法，不等于说他们都只是赞成研究，不太赞成产业化。

谈及国内种子企业与外资的合作，黄大昉也表示，进一步的合作是大势所趋。

黄大昉：到目前为止，国家对国外的种子企业，特别是涉及到生物育种是有限制的，可以做试验，但是没有允许他们在中国种植转基因作物，可以以合资公司的形式申请做实验。只是合资公司要进行商业化，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批准的先例。我想这是国家根据国家利益、发展战略来定的。从长远来讲，我们在转基因作物的研究开发和商业化上，早晚要进一步地和国外合作。不过，现在国家强调首先要自主创新，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要把这个基础打牢，我们先发展起来，再进一步开展商业化方面的合作，就是这么一个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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