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现在流行着两种说法。一种说中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另一种说农业高成本、高价格、高补贴的“三高”时代到来，未来中国农业发展可能因此内外受困。

实际上，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三高”可以说是挑战，但更是机遇，其中蕴含着倒逼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巨大推动力。关键在于，此“三高”能否带来另外“三高”——高投入（主要指科技、资本、智力的投入）、高产出（包括数量上的有效供给和质量上的高品质）、高收益（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农民的收入），使得农业从生产到流通、从科技水平到组织方式等发生显著变化。

高成本：“红利”消失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和环境成本。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过去那种“低成本扩张”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

如果说“成本红利”的消失主要体现在“中国制造”上，其实农业生产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不久前表示，“农业生产正在进入高成本阶段”。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报告也显示，2011年的中国食品价格上涨主要属于成本推动性的，2012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压力仍然比较大，涨幅可能进一步扩大。

说到农业生产成本，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生产资料的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农药、柴油等等。前期春耕春播之际，尿素价格一度飙升，不到两周时间里每吨上涨了120至150元。据农业部种子市场信息监测点监测数据显示，全国杂交稻、杂交玉米、棉花种子价格普遍上涨，涨幅在3%-15%；在农药方面，杀虫剂：毒死蜱(480克/升)零售价每吨4.5万元，比去年同期每吨上涨5000元，200毫升装每瓶9元。此外，国产45%复合肥(含氯)出厂价为2550元/吨，比同期上涨了300元左右。

然而，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倒不是最让人担忧的，现在更需要关注的是农业劳动力成本。有分析称，人工成本和福利成本，现在已经占到农产品成本的一半。现在农业雇工的工资水平每天至少在100元以上，而且在农忙时节还很难雇到人，只能是“386199”部队齐上阵。

另外，由于滥用农药和化肥，不仅增加了农业直接生产成本，更造成生态环境成本（外部成本）的提高。最近，农业部就农药残留及安全问题表态，指出在生产实际中，由于农药使用技术等限制，农药实际使用率只有30%，大部分农药流失到环境中。化肥使用方面，我国现在每年的化肥使用量达5400多万吨，存在“化肥依赖症”。2009年，中国每公顷土地的化肥使用量为341公斤，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水平。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巨晓棠分析说，化肥使用过量的主要问题是污染水体和大气。过量的氮磷大部分都流到水体中，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氨的排放造成大气污染，氧化亚氮的排放引起温室效应。这是对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将增加很多的社会成本。

总而言之，农业生产进入“高成本时代”，现有的发展方式已经不可持续。要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必须依靠组织生产方式的转变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当然，如一些专家所言，现代农业需要更多的投入，农业现代化程度越高，农药使用量也越大，并一定能降低成本。但长期来看，在“高成本时代”，规模化、集约化和科技化是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的主要方向。

高价格：合理回归

近期，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2012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白小麦、红小麦和混合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提高至每市斤1.02元。

随着最低收购价的不断提升，国内主要粮食价格进入稳步上涨的通道。在期货和现货市场，近两年时常能看到玉米、稻谷等品种价格创出历史新高。从全球范围来看，虽然今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产品和食品价格指数震荡回落，但仍然高于2008年“粮食危机”时的最高水平，更是远远超出1990年至2007年间的平均值。

农产品的“低价格时代”可能一去不复返了，这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除了上文提到的成本推动，需求的不断增加，是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需求包括新兴市场国家的食品消费需求，和生物燃料等工业需求。

中国的情况更为特殊一点。改革开放前，政府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从农业中为工业发展提取积累。随着国家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调整，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农业支持农村”的政策方针，农产品的价格开始合理回归，而且目前来看这种回归还没有到位。

农产品价格上涨过程中，农业也成为了各类社会资本投资的热门。为何涉足风险大、回报周期长的农业？投资家们普遍提到的一点理由便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另一点是消费的升级）。伴随这些资本而来的，将是先进的管理、优秀的人才、高新科学技术和良好的商业模式，这些都将有利于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近两年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大，农产品价格上涨被认为是推高cpi的主要因素。一时“蒜你狠”、“豆你玩”、“猪通胀”引发热议，农产品价格似乎成为众矢之的。然而，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是，通胀是由货币发行量过大引起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不过是结出的果而已。人们对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应该更为理性，抱有更大的容忍度。

事实上，高价农产品本身不是错，关键在于能否为农民带来高收益。现实的情况是，一边“谷贵伤民”，一边“谷贱伤农”。也就是说，农民并没有从农产品价格上涨中享受到足够的收益，反而经常要承受价格波动产生的风险。

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再造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体系。自去年以来，有关部门已经密集出台了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和流通体系建设的系列政策措施。在生产环节，须建立农民、合作社和企业之间合理而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在流通环节，则须减少流通环节、降低流通费用、构建信息平台。

高补贴：方式待创新

2011年，中央财政对“三农”的支出首次超过1万亿元，其中用于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支出达到1406亿元。今年，中央财政拟安排对农民“四项补贴”的支出增至1628亿元。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的分析，中央一系列补贴支持农业的政策措施的基本特征是：第一，价格支持政策成为补贴支持农业的基础性措施；第二，政策性补贴由流通环节转向生产环节，对农民直接补贴逐步成为支持农业的重要方式；第三，农业补贴总额和支持水平大幅提高；第四，农民负担大幅减轻；第五，对农业综合服务支持持续增加。

不过环顾全球，发达国家普遍对农业实行高保护、高补贴，中国的补贴水平仍然相对较低。据了解，欧盟2007年农业支持总量达907亿欧元，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3l%；美国847亿美元，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34%。而即使在“三农”财政投入不断加大的情况下，2009年我国“黄箱”占农牧业总产值的比重也只有2.6%。

入世谈判之时，中国争取到农业最高支持额度为农业生产总值的8.5%。在新一轮农业谈判中，还有必要争取更大的支持空间。

除了补贴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现在更需解决补贴效率低的问题：

一是农业补贴对于“保供给、促增收”的边际效应递减，农业补贴在农民收入和生产成本中的比例“双下降”，对于提高种粮积极性和农民增收的作用减弱。

二是很多真正种粮的人得不到补贴，出现“种不种粮都得补贴”、“种多种少都得同样补贴”的现象，难以达到补贴的初衷。

三是补贴的节奏存在问题。很多情况下，补贴是政府调控农产品市场的重要手段，但如果时机选择不当，实行“顺周期调控”，反而会放大市场的价格波动。比如，2007年国家用于扶持发展养猪生产的资金投入达到150多亿元，包括对能繁母猪的补贴，从而造成短期母猪养殖量急剧上升，使得猪肉价格在暴涨后迅速下跌，生猪市场持续低迷。

目前欧盟对农民提供的补贴与农产品生产和价格不挂钩，即采取直接收入补贴的方式，以减少对农产品市场的扭曲。如果农民没有很好在遵守环境、食品安全、动物健康和福利等方面的标准，政府就会按比例削减给予农民的直接补贴额。

此外，还有一些市场化的补贴方式值得中国借鉴，比如美国等国家通过财政补贴的措施鼓励农民参与期货期权，政府代为支付权利金，成为规避价格波动风险、提供农业补贴的重要方式。在这一方面，最近国内的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频频释放出信号，表示将加快推动农产品期货期权的上市。

通过提高补贴水平、创新补贴方式，一方面实现“保供给、促增收”的政策目标，另一方面提高中国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减少潜在的贸易纠纷，才能使“高补贴”真正做到趋利避害。（如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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